hga030手机版,hg皇冠老牌网站

一个人的孤独守望
来源:hga030手机版 责任编辑:王琳      发布日期:2015-12-29   

    王  馗
    在中国文明史上,“伏生”是一个文化典型。秦时焚书,济南伏生将《尚书》藏于夹壁,乱定,独得二十九篇,教于齐鲁;汉文帝因其年逾九十,遣晁错亲往受学;伏生传授弟子无数,开启今文《尚书》之学,流衍千年而不绝。因此,唐人韩偓所谓“白首穷经通秘义”(《赠易卜崔江处士》),至清代褚人获所谓“伏生垂白尚穷经”(《坚瓠十集?真若虚传》),都将耄耋皓首而仍然参究经史的文化传承者,与这位儒学巨擘联系起来。应该说,伏生的典范意义即在于:个体对文化进行的生命承诺与终身践行。
    从这个意义而言,京剧《伏生》比较准确地传达了这个人物典型的人格品质,延续了数千年中华文明史对于这个人物典型的文化认定,是对中华文化立场、中华文化基因、中华审美风范的一次庄严呈现。
    该剧由近年来广受赞誉的话剧同名剧作改编,但更简洁地把伏生作为近乎唯一的主角,将其置身在“焚书坑儒”的时代背景,在万马齐喑的文化管制和文化毁灭中,凸显其保全文化、传承文化的独特方式。剧中的伏生面对着李斯弄权带来的文化行将毁灭的危险局面,在《尚书》典册不得不烧、儿子不得不出首的艰难抉择中,在妻子自尽、女儿远离、仇敌恐怖、世人不解的苦难境地中,孤独地用有限的肉体之躯,背诵了全部的儒家经典,用坚久的生命存续,实现了经典的再造和宏传。
    伏生以这样独特的个人殉道式的保全,成就了文化经典的孤独传承;以一个人的孤独守望,完成了文化的孤独绵延。他身上所具有的人格魅力,正是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的高贵品质;他倾注一生所维护的精神世界,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顽强存续过程中极具震撼力的心灵旨归。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传奇性,即让这位两千年前的圣者,重新鲜活地呈现在当代的戏剧舞台上。特别是在看似团圆的剧终之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再一次激发起年迈的伏生对于文化的忧虑,剧情异峰突转,让不尽的人文思考随着观众走出剧场,走进现实,走进生活,真正实现了戏曲艺术作品用独特的文化筋骨、道德张扬和人文温度,来提升观众的文化品位。
    作为伏生的扮演者、诠释者,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建国付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长期以来,作为京剧重要的领军人物,张建国在广泛继承奚派代表作和演绎传统经典戏之外,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始终不懈地进行着创新探索,不仅有“诸葛”系列、《泸水彝山》、《韩玉娘》、《大漠苏武》、《安国夫人》等新作新编,而且还有七天连演七部大戏的演出创举。《伏生》便是其厚积薄发所呈现出来的成功之作。
    张建国在剧中延续着熟练老到、游刃有余的老生艺术,丰富地展现了一代儒者伏生多元的人生侧面。剧作设置了五个重要的情节,即第二场“劝退儒生”、第四场“焚烧圣典”、第六场“大义舍子”、第八场“饮酒疯癫”、第九场“乱定复书”,张建国在这五个重要场次中,分别展现了伏生在个性与气质中所具有的通透的洞察、温馨的理解、刚毅的取舍、耿介的坚守、深沉的关怀。对于风雨如晦的文化局面,他了然于胸,因此古道热肠地制止了不谙世事的诸儒生的冲动之举;对于儒林灾难的“焚书”暴政,他张扬其对于经史典册“同情”“理解”的脉脉温情,在烈火肆虐中进行着人与简册的对话;对于惨绝人寰的“坑儒”行径,他以大丈夫的果敢选择,宁愿主动献出亲人个体,来成全残存于记忆中的文化命脉;当陷入精神濒临崩溃的困境之时,他用佯装疯癫,保持着永不屈服但又安于苟且的低微姿态;当面对文化解禁、举世松弛的生活状态时,他以开放的胸襟、高远的洞见和人性高扬,展示了对于专制文化的忧虑和无奈。五个情节,五种气质,共同完成了伏生这一形象的全面呈现。
    这些丰富的个性与情绪,通过张建国细腻的流派声腔展现出来,特别是剧中的几段唱腔,如“邀丞相近前来数经论典”一段,在幽默的情趣中,内含着刚劲沉稳;“蓦然间撕肺腑摧剥肝胆”一段,在动摇的犹豫间,激荡着悲怆凄楚;“仰昊天,喉血哽”一段,在纵情的宣叙里,张扬着浩然正气。张建国用奚派的声乐演唱,实现了剧中人的个性张扬,这是京剧音乐的胜人之处,也是张建国借由音乐流派来塑造人物形象的胜人之处。
    同时,他的表演亦因剧中之人、剧中之事、剧中之情的不同,而借用不同的身段姿态,呈现各异的人物个性。因此,剧中的伏生无论是身处官署室外,还是身居书阁厅堂;无论是蹲身趋步,还是扬袖拂髯;无论是危坐椅几,还是拄杖缓行,都显示着张建国为其赋予的性格解读,以及因其性格外化而必需的体态身段。舞台上具有雕塑美感的造型与具有舞蹈特质的调度,是京剧传统程式所自具的,当然也是张建国在赋予伏生生命力时所自具的。
    京剧《伏生》的成功,得益于张建国数十年的舞台经验和对于文化的深刻体认,得益于张建国一直以来对于京剧创新的自觉奉行和主动引领,这是让人深感震撼而频生敬意的。
    作为一部新创作品,《伏生》以鲜明的文化价值观,展现了京剧现代化创造所具有的文化冲击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走向京剧创作高峰时,还有不断提升的空间。
    首先,该剧凸显伏生一个人的文化坚守,黯淡了他的时代同行者的行为诉求。剧中的子勃、闵姜、羲娥等,都成了“焚书坑儒”时代里无足轻重的配角,他们的死亡或离散,都成了主人公孤独守望的促成元素,甚至剧中的李斯亦以脸谱化的性格定位和行为逻辑,成了所有一切灾难的重要缘起。由此,全剧在戏剧结构上呈现出浓郁的“一人主唱”倾向。这当然是该剧戏剧性的一种表达方式,却忽略了戏曲的行当艺术乃至流派艺术的充分表现。例如该剧第八场展现伏生“傍着寝房掘坟窟”时的心灵世界,被杀害的子勃、碰柱而亡的闵姜以及出走的羲娥依次上场,依次与伏生展开心灵对话。这种上下场的逻辑,趋向于个体之间的交流,而忽略了这些人物本应具有的生命价值,也忽略了人物群体之间本该具有的戏剧性表现,当然也失去了由对唱、轮唱而得以释放的审美诉求。京剧是“角儿”的艺术,但同时也是角儿们的集体艺术,如果失去了行当配合与流派竞胜,作品自然会丢失一份本该具有的醇厚韵味。
    尤为重要的是,该剧所张扬的文化观,与“焚书坑儒”的文化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与史实密切相关的命题,“焚书坑儒”一直存在着史学争议,尤其是“焚书”与“坑儒”并非是本质一致的社会行为。在《史记》的记录中,“焚书”是针对“非官方”私藏文书所进行的文化毁灭行为,是秦汉时期“挟书律”文化政策所带来的一次过激结果;而“坑儒”是针对“术士”所进行的集体戕害,是秦代专制政策与个人报复所引发的人伦灾难。《伏生》回避了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只是集中在因为文化操守而引发的“焚书”与“坑儒”,以及两起事件彼此的递进逻辑,尤其是剧中人子勃成了这两个事件的集合点。但是,在这个顺理成章的逻辑中,伏生的行为逻辑便显得不够统一。剧中的伏生为了文化典籍的延续而进行自保,面对着满门抄斩的威胁,最后万般痛苦地决定交出子勃,由此造成了子勃、闵姜的相继死亡。这一情节强化的是伏生的“卫道”,但无意间触动的是当代人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文化”的保存一定是以对“生命”的伤害作为前提么?“文化”的持有者在文化的名义下,一定是可以决定他人“生命”的去留么?如果不是来自于生命主体的自觉出让,伏生对于子勃实际造成的生命毁灭又与剧中人李斯所进行的屠戮有什么区别呢?显然,该剧的创作者试图通过伏生内心世界的渲染来展示这一行为的合理、合法性,但很少体贴到观剧的当代人对于“人”与“文化”的辩证认知,当然,也失去了让这部戏深具现代批判的动力。
    与此相关的是,剧作将“焚书坑儒”与李斯个体的“妒”联系起来,让文化悲剧的制度根源归结到个人的作祟,再一次弱化了伏生的文化担当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由此,《伏生》更像一部诉诸个体心灵体验的小品,而非深具悲剧性表达的史诗;更像一部充满悬念的传奇,而非张扬现代性的新锐戏剧。敏感的艺术创造者从历史的缝隙间发现了极具光彩的人文情怀,更应该让它们透过历史长河,总结既往,感动当下,启发未来。京剧《伏生》应该能够打磨成这样的作品!
    源自:中国文化报
版权所有 © hga030手机版 Allright Reserved 2013
地址: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大街142号 邮政编码:050011 电话:0311-86050100
备案序号:冀ICP备13017863号-1